就世界范围来说，波伏娃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当是以《第二性》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在中国，她不仅被视为一位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存在主义文学家，她的女性主义也被界定为“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留给人们太深的创伤和阴影。此时的存在主义思想恰巧为迷惘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个体面对历史沧桑的生存态度。如同当年的法国 ，中国也在二十年后掀起了存在主义的狂潮。作为存在主义哲学最主要的文学阐释者，波伏娃正是在此时传入了中国。其存在主义小说《他人的血》《人都是要死的》、以及其他带有深刻存在主义烙印的作品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事实上，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者已敏锐地发现了波伏娃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思想基础。据《全国报刊索引》的记载，国内关于波伏娃最早的研究论文，是齐彦芬发表于 1984年第 2期《国外文学》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所反映的存在主义观点》，文章指出波伏娃是“一位以描写女性命运为主要特征的女作家”，“哲学体系上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并且“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无疑都灌注着存在主义精神”。作者探讨了波伏娃是如何运用文学的手段来表达和阐释存在主义哲学中“世界荒诞”和“自由选择”这两个基本原则的，认为波伏娃创造的女性形象是其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具象 哲学思想及其所处的社会和个人处她由是，所决定的。尽管如此，中国学者更多的是将波伏娃当作萨特的“终身伴侣”追随者”的世界观、、存在主义哲学的“，而错误地将之视为一个没有独立哲学思想、无条件赞同萨特的女性，故很少有人认真、系统地关注波伏娃为存在主义文学所做出的不可取代的创造性贡献。 可想而知，不管波伏娃对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的实际贡献有多大，她对中国存在主义的影响总是有限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其《第二性 ————女人》在中国却起到了震撼心灵、启发心智、引领女性主义潮流的作用。虽然中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作背景，但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文论的涌入，波伏娃的女性主义理论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妇女文学界，这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上均有明显的体现。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几乎都直接地运用了波伏娃的理论，或间接地受其影响。
为了探寻改变女性处境的途径，波伏娃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她的女性后天形成理论的目的就在于提醒女性 她们是与男人平等的人类的另一种性别。波伏娃认为女性的理想处境是在社会制度、男性观念全面解放的前提下，超越不利处境，全面实现女性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而妇女解放的目标和理想结果是男女在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完全平等并和谐共处，共同创造两性组成的世界的美好未来。因此她坚决反对将女性从男性世界中割裂出来，建立一个完全由女性主宰、把女性置于男性之上的新社会系统，并认为那种社会系统纯粹只是传统男性社会的翻版，没有任何理论和现实的意义。她的理论实质上是把妇女解放问题提到了“人”的解放的高度。中国女性文学从“五四”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做人与做女人的双重失至今，一直也有落。庐隐、白薇等都说过类似于“作一个与男儿并驾齐驱的女子汉”之类的话，然而实践证明是失败的 ；八十年代的张洁、张辛欣等女作家再次在作品中表现了这种分裂以及家庭和事业的冲突等。刘思谦的《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将中国女性文学对女性自我认识、自我价值的探寻的思路概括为“女性人 ———女人 ———个人”，认为女性人文主义思想应作为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点和价值目标，这是完全符合波伏娃的理论思路的。徐坤的《出走》，铁凝的《玫瑰门》和陈染的《无处告白》等
